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活动中，促销是商家经常使用的一种经济行为。所谓促销，是指商家应用各种沟通方式、手段，向消费者传递商品（服务）和商家信息，激发和诱导消费者对商家的产品和服务产生认知、兴趣，最终促使消费者形成购买欲望，完成购买行为的过程。

因此，促销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利益比较和信息沟通的价值交换引导过程，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现代名词，但实际上其并非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唐长安城餐饮市场繁荣，唐长安餐饮业除了商店众多，商贾云集，商品品种也比之前增加许多。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当时长安餐饮店铺除酒楼的正菜外，在市场上还有胡饼、毕罗、蒸饼、粽子、煎饼、团子、馄饨及各种鱼类、酒类、肉类等出售。

也出现了一些知名品牌，例如酒中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等倍受消费者欢迎的品牌。另外，长安城中餐饮业的商业活动逐渐冲破传统坊市制度的束缚，也是其繁荣的一个表现。永兴坊有卖鱼者，宣平坊、常乐坊有美酒销售等。

唐代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住宅区为坊，商业活动有特定的处所，即市。隋朝时长安便有东西两市，唐承隋制，也在长安设有东西两市。《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外郭城》“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等。且东西两市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据《长安志》记载，长安的东市设有东市局和平准局，他们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太府寺。在西市内部设有西市局和平准局，亦隶属太府寺。并且在《唐六典》中对两市管理机构及其官员的职责有明确的规定 ：“两京诸市署，各令一人，从六品上 ；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二”。

在每个市场设有“市署”，市署设有市令一人，市丞二人，市丞是市令的副职，在市令，市丞之下还设有录事一人，府三人，史七人，典事二人，掌固一人，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长安作为隋唐帝都有三百多年，在隋朝，只有两市，且有专门的名字，东市曰“都会”，西市曰“利人”，及至唐代，长安市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东西二市始终存在，在特定的时期还有别的市存在。

如在高宗之后、武后之前，长安安善、大业二坊所在地曾设有中市，主“口马牛驴之肆”，并设有管理机构——中市署 ；玄宗时新设的南市（与武后末年废的中市同在一地），该处南市位于威远营，据《唐会要》载 ：威远营在建中元年之前隶于鸿泸，鸿泸寺管“诸番客”，

在威远营置市，则应主要是为了来唐诸番使者与百姓的贸易 ；玄宗时曾于华清池所在地置北市，应是由于玄宗频幸华清宫的产物 ；唐中后期设置宫市，其并非是专门的市场，而是由官吏——后来由宦官根据宫中的需要，去外面市场上采办物品的的行为。

后来由于宦官的胡作非为，宫市变成了强索民间财物的行为，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典型的“宫市”豪夺民间财物的写照。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东西两市接近宫城皇城，位于人口密集之处，位置较为适中，因而长期相沿不改，这些地方，自然是餐饮业比较集中的地方，而其促销活动也以这些地方为频繁。

此外，如前文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单纯的市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商品活动的要求，在住宅区坊内，也出现了经营活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店铺开始在坊内出现，促销活动自然如影随形，这可视为现代都市居民区内促销活动的雏形。

长安商业的繁荣，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 ；另一方面，这种繁荣也部分得益于商人的经营行为，而促销，就是推动市场繁荣的一个重要手段。适当的促销手段，是商家达成销售目的的重要一环。

考察唐代长安餐饮业，其使用的促销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广告——因其广泛性，是最为人熟知的促销形式，也是很重要的促销工具。广告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如屈原的《楚辞·天问》里所载“吕望之鼓刀兮，遭文王而得举”“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这里所说的，就是姜太公在朝歌做屠宰生意时，拍打刀（鼓刀）以发出响声，这也是广告的一种。

在唐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活跃度增强，其广告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比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招牌旗帜广告，这是唐代店铺里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促销方式，多为酒楼、食店、茶肆、旅店等所使用。

在唐人的诗歌里，有许多对商家悬挂招牌旗帜的咏唱，如张籍的“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中的“碧流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旗帜鲜明，招牌艳丽，很好地起到了宣传自己和拉拢顾客的作用。

中间人，有的是自己参加经营，有的是自己不进行经营，而专门负责联系商家和顾客。在唐代长安，每次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其中在曲江西边的杏园举行的游宴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

据《唐摭言》记载，这项活动到了懿宗咸通年间变得很奢靡，规模也很大，以致为了观看进士游宴，“长安几与半空”。所以长安出现了专门筹办这项游宴活动的中间人，人称“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颇众”。为首者叫何士参，尤其擅长筹办筵席。

他善于未雨绸缪，今年宴会过，就开始筹划来年的宴席物品，届时“四海之内，水陆之珍。糜不毕备”，因此号称“长安三绝”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在唐代长安，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类的中间人，负责联系商家和消费者 ；有些是由商家自己找人来充当“中间人”，专门负责筹办大型的筵席活动，这种行为也是商家进行促销的重要方式。

服务方式多样化，也是唐代长安餐饮业促销行为的一种表现。在唐代，经营者已经有了打造知名品牌来进行促销的意识。而打造知名品牌来推动销售，也可视为促销的一种形式。

文献对唐人的这种行为也有记载，如《清异录》中有“（长安）闾阖门外通衢有食肆，人呼为张手美家，水产陆贩，随需而供，每节专卖一物，遍京辐凑”。可见这家名店的生意也是很好的。

商品交易多以现钱付账，而唐代有的商人在资金回旋有余地的情况下，可容许暂时无钱的顾客赊欠钱款，以后再付。从长远来看，赊贷经营有利于拉拢主顾，不失为一种经营之道。在唐人的笔记小说里有许多的主人公，因钱财用尽，流落街头，当他们衣食无着时，便经常用自己仅剩的物品（多为衣物）来换取饮食。

在唐代，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较为常见，这似乎并不能算作典型的促销形式，但它却和促销有着同样的功效——加速资本的流转速度。与此相类似的是，“质”在当时也是部分酒肆茶楼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如“质酒”“质食”等。不仅是普通百姓“质”，甚至达官贵人也进行过这种行为。

据《太平广记》记载，有一次宫中的宦官到广化坊的酒肆中买酒时，闻到一股特殊的香气，就问当垆者是怎么回事，当垆者答道：“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可见质酒的甚至还有皇宫中的人员，故有宫中锦衣等珍贵物品被用以质酒之事。

但这种行为多为大酒楼饭肆所为，街边的小食摊饭铺一般并不乐意进行典质，也经常有恶霸以“质”为名而行勒索之事发生。利用名人效应来宣传自己的食品也是唐人惯用的一种促销方式。由于长安帝都的特殊性，在其地汇聚了大量的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他们中的部分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商人利用来宣传自己。

当时，长安辅兴坊的胡饼最负盛名，而传为一时美谈的就是白居易亲制胡麻饼，送与当时万州刺史杨敬之，并作七言绝句一首：“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胡饼的模样、味道、特色，还能看出这确是一种为人所喜爱、难忘的胡族食品。

但乐天的行事和所作之诗，也不自觉地将辅兴坊的胡饼名气宣传得更广泛了。

唐代餐饮业的促销行为从形式、规模、创意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里固然有长安作为帝都的特殊因素，但也可以反映出唐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而促销的兴盛，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长安商人们表现出来的经营意识，既来源于对前人经验的学习，又有在大唐开放社会风气下的创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符合现代经济管理原理的促销理念，如重视广告的作用、谋划品牌战略等。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就经营而言，一些经验则是具有不朽的适用性的，这也是我们关注历史中的经营理念的意义之所在。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