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2014年底，这种探底过程仍未结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走势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量，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
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作出准确判断，才能预见未来趋势，并采取合理的政策应对。当前一个社会共识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转型，必须适应新常态。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从表面看，中国经济减速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外部冲击。有观点认为“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造成，不是中国体制、机制内因造成”。这种看法有一定“表面逻辑合理性”：毕竟经济减速在时间上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是巧合的。 但这种判断低估了挑战的复杂性：欧美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线，揭开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即便没有这场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和转型也不可避免。中国经济本应在欧美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转型调整，但被拖延了。欧美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转型无法再拖下去。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9.8%的高速增长，这打破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高增长时间纪录。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局限性，随着时间推移，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要理解当前经济转型的深刻挑战，起点是分析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概括为“政府主导下的投资驱动模式”，其特征：一是以高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二是通过低估生产要素价格刺激投资；三是政府保留了对经济活动的强大控制权和资源支配权；四是政治经济一体化，即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任务。
首先，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最近几年保持在50%左右。即使在日本、韩国经济腾飞阶段，其投资率也没有超过35%。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最大的20个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形成了巨大产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快速增长的出口消化了大量产能。在后危机时代，产能过剩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其次，生产要素价格低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环境）是企业的成本。因此，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有助于刺激投资。目前，中国的生产要素均存在显著低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可以把土地免费赠送给企业；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德国的十分之一；中国的环境污染几近“免费”；2004~2012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平均为负，首次公开募股（IPO）市盈率高企。这种扭曲的成本优势，成为推动投资高涨的燃料。 最后，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投资性支出。1990~2012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38.9倍。同期GDP总量仅增加了26.6倍，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分别增加15.3倍和10.5倍。2014年上半年，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达到惊人的44%。与税收占GDP比重较高的北欧国家大力投入社会保障不同，中国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投资性支出，包括“铁公机”、楼堂馆所等。在反腐风暴之下，不少地方政府的豪华办公楼闲置不用，就是这一“投资大跃进”时代的见证。
实践证明，现行的增长模式在创造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其代价亦是沉重的。这一模式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局面，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形势作出了清醒判断，即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2014年5月，习近平将中国经济特征进一步提炼为“新常态”，并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总结了新常态的三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提出，其最大意义在于宣示经济转型的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广大中小企业必须要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积极响应国家升级转型之号召，拥抱互联网，提高企业效率，提升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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